深入拆解 Anthropic 封號風暴的背後：安全宗教、AI 內戰與中美脫鉤下的 Claude 困局

拆解 Anthropic 淪為封號狂魔的底層邏輯：這不僅是創始人的安全執念，更是一場涉及矽谷權力肉搏與中美地緣脫鉤的 Claude 生存困局。（前情提要：鞭打 Claude code 加速的 badclaude 開源專案，被 Anthropic 寄侵權通知信了）（背景補充：高盛香港員工被停用 Claude，Anthropic 坦承：從未支援HK區，AI 地緣管制延燒）在 2026 年 4 月美國一家叫做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ompany 的農業科技公司，員工們像往常一樣開啟電腦，準備使用 Claude Code 寫程式碼、做資料以及供應鏈分析時，發現 110 個員工賬號在無任何徵兆的前提下被全部封禁，公司網路管理員郵箱收到了來自於 Anthropic 的郵件：檢測到違反使用政策的活動，您的賬號已被暫停。雖然賬號被集體封禁，但後臺 API 卻依舊在正常呼叫並且照常扣費，甚至公司網路管理員郵箱還收到了催費簡訊。在此後，這家公司的管理者傳送申訴郵件並聯系 Anthropic 公司，但最終毫無進展。Claude Code 的罷工，也使得整個團隊直接陷入停工癱瘓。同一時間，中文網際網路的 V2EX、知乎、掘金，幾乎都是 Claude 使用者的吐槽：有人剛充值完 Max 訂閱，還沒來得及用賬號就被秒封；有人用虛擬卡綁卡，剛付款成功，系統就提示“賬號違規”被封禁；有人用第三方工具登入，直接被系統拉黑，三個月內封了 4 個賬號，申訴一次都沒成功過。事實上，隨著 Anthropic 攜其拳頭產品 Claude Code 殺出市場並登頂第一梯隊後，成為了公認的封號狂魔。根據 Anthropic 的 Transparency Hub 在 2026 年 1 月，所發布的 2025 年下半年風控資料顯示，在僅半年時間裡，全平台累計封禁了 145 萬個帳戶，其中發起的申訴總數 5.2 萬次，但其中僅有 1700 次申訴成功。這也就意味著，申訴成功率只有 3.3%。圖片來源：Anthropic 也就是說 100 覺得自己特別冤枉的被封禁的使用者，大概只有 3 個人能把賬號要回來，剩下的97 個人只能自認倒霉。所以這也就說明，Anthropic 本身就不是我們所理解的先查清事實、再依規處罰的原則，它更多的是預防性執法，也就是以高覆蓋攔截，將風險掐在萌芽裡是它的核心目標，寧可錯殺 1000 也不放過一個。對比之下，隔壁的 ChatGPT、Google Gemini 相對會溫和一些。 ChatGPT 對第三方工具、邊緣提示詞寬容得多，封號相對寬鬆； Gemini 就算偶爾風控收緊，也很少搞無預警連坐、批次屠殺。唯獨 Anthropic，把 “封號” 當成了家常便飯，尤其是 Claude Code，簡直成了封號重災區。那麼 Anthropic 為什麼使用者政策如此嚴厲？我認為裡面的原因相對複雜。這裡面即有創始人 Dario Amodei 的人生執念， OpenAI 的派系決裂、矽谷資本的權力博弈以及美國 AI 產業的安全派與加速派的內戰。也與中美 AI 脫鉤的地緣棋局，即一場藏在程式碼背後關乎 AI 未來控制權以及全球技術壁壘的大博弈相關。那麼本文，讓我們一起來一層一層的拆解。 Anthropic 的風控嚴苛的背後的根源，隱藏在創始人 Dario Amodei 的人生軌跡裡，他的每一步選擇，每一個執念，最終都變成了 Anthropic 的“零容忍”鐵律，同樣也變成了無數使用者的賬號封禁郵件。 Dario Amodei 近期官方肖像圖源：fortune 在 1983 年，Dario Amodei 出生在舊金山一個普通的移民家庭，父親是義大利裔皮革匠，一輩子靠手藝吃飯，性格倔強，最看重對錯分明。他的母親母親是猶太裔，負責圖書館翻新建設專案，做事嚴謹，從小就給 Dario 灌輸“ 責任大於一切的理念。那麼在這樣的家庭氛圍，讓 Dario 從小就養成了認死理、守底線的性格，眼裡容不得半點模糊和妥協。小時候的 Dario 就展現出了科學怪才的特質，不喜歡熱鬧，不擅長社交，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數學和物理上，課本上的知識滿足不了他，就泡在圖書館裡，啃各種高深的理論著作，那時候的他，最大的夢想是成為一名理論物理學家，探索宇宙的終極奧秘。 2006 年，Dario 他的父親患上了一種罕見的疑難疾病，遍尋名醫也無法治癒，最終撒手人寰。父親的離世，給了 20 歲的 Dario 致命一擊，徹底顛覆了他的世界觀。他看著父親被病痛折磨，看著醫學無法解決的困境，突然意識到，抽象的理論物理，救不了眼前的人，救不了那些被疾病困擾的普通人。於是，他毅然放棄了深耕多年的理論物理，轉而投身生物物理學，立志要“用科學治癒人類疾病”，把“控制不可控的風險”，刻進了自己的骨子裡。這份執念，貫穿了他整個職業生涯：他先進入加州理工學院讀本科，中途轉入斯坦福大學，完成物理學學士學位。隨後考入普林斯頓大學，攻讀生物物理學博士，成為赫茲獎學金獲得者，專門研究生物分子結構與疾病的關聯。博士畢業後，他進入斯坦福醫學院做博士後，繼續深耕生物醫學領域，試圖找到對抗罕見病的方法。直到 2014 年，Andrew Ng（吳恩達）向他丟擲橄欖枝，邀請他加入百度美國實驗室，他才第一次接觸到人工智慧。那時候的 AI 發展處於極早期，主要用於影像識別、語音合成，可 Dario 卻敏銳地意識到，AI 不僅能改變生活，更能成為對抗風險、拯救人類的超級工具。但這個前提是，它必須被嚴格控制，不能失控。在他離開百度後，加入 Google Brain，擔任高階研究科學家，深耕深度學習領域，重點研究 AI 的安全性，也就是如何讓 AI 聽話，不做出傷害人類的事情。也是在這個階段，他開始思考如何把人類的價值觀，真正嵌入 AI 的底層，而不僅僅是簡單地做事後過濾。在 2016 年，OpenAI 剛剛成立不久，以“開源、非營利、推動AI造福人類”為口號，吸引了全球頂尖的 AI 人才。Dario 被 OpenAI 的理念打動，加入其中，憑藉其頂級的技術水平從 AI 安全團隊負責人，一步步做到研究總監，再到研究副總裁，全程參與了GPT-2、GPT-3的研發過程。 Dario Amodei 早期職業時期照片（OpenAI/Google Brain 時期，約2018-2021）圖源：bigtechnology 在此期間，他還是 RLHF（人類反饋強化學習）的共同發明人。這項技術，簡單來說，就是透過人類的反饋，修正 AI 的輸出，讓 AI 更符合人類的價值觀，後來成為了整個 AI 產業的安全補丁。那時候的 Dario，滿心都是讓如何讓 AI 安全的被實踐與落實，可他沒想到，自己的理想，很快就會被現實擊碎。其實很多人只知道 Dario Amodei 是在 2021 年帶著團隊從 OpenAI 出走，創立了 Anthropic 公司，但很多人不知道是，這場“叛逃”的背後，是一場持續多年的理念之爭、權力之爭，更是一場讓 Dario 刻骨銘心的“背叛”。 OpenAI成立初期，確實堅守“非營利、安全優先”的理念，馬斯克是早期投資人，也一直強調AI 安全是重中之重。可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 Sam Altman 擔任 OpenAI CEO 之後，公司的發展方向，開始發生大轉變。 Sam Altman 本身是典型的“加速主義者”，他認為：AI的發展速度，必須跟上時代的步伐，先把模型做大、做強，搶佔市場先機，實現商業化，再去解決安全問題。 OpenAI 與 Anthropic 派系決裂象徵圖（Sam Altman vs Dario 拼貼）圖源：wsj.com 在他的主導下，OpenAI 開始淡化“非營利”屬性，積極尋求商業化合作，甚至主動向微軟靠攏，爭取更多的資金和算力支援，只為了讓 GPT 系列模型快速迭代，搶佔更多的 AI 市場話語權。但是這一切，都讓 Dario Amodei 無法接受。在他眼裡，AI 其實並不是搶佔市場的工具，而是“可能治癒人類，也可能毀滅人類的文明級力量”，如果不先解決安全問題，不做好 AI 與人類對齊，一旦模型失控，後果不堪設想。他多次在公司內部提出，要放慢模型迭代速度，加強安全測試，把“對齊優先”放在首位，可他的聲音，卻越來越被邊緣化。事實上，理念的分歧，只是表面。更深層的矛盾，在於權力洗牌和功勞歸屬。據《華爾街日報》2026 年的深度報道，Dario Amodei 在 GPT-3 的研發過程中，做出了核心貢獻——RLHF 技術的落實，正是他牽頭推動的，可在公開宣傳中，他的功勞卻被嚴重低估，Sam Altman 團隊更傾向於強調“模型的規模和能力”，而忽略了 Dario 主導的安全技術。同樣讓 Dario 寒心的是，馬斯克因為理念不合，退出了 OpenAI 之後，公司的領導權徹底落到了 Sam Altman 手中，安全團隊的預算被大幅削減，很多核心安全研發專案被暫停，甚至有高層公開表示：“安全問題可以往後放，先把商業化做起來，有了錢，再回頭解決安全問題也不遲。” Dario 知道，自己在 OpenAI，已經無法實現“讓 AI 安全落實”的理想了。他後來在 Lex Fridman 的播客裡，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語氣平淡卻帶著一絲決絕：“跟別人在核心願景上爭論，是極其沒有生產力的事情，與其浪費時間，不如自己拉人，去實現自己的理想。” 在 2021 年初，AI 天才 Dario 做出了一個震驚矽谷的決定，他帶著自己的姐姐 Daniela Amodei（也就是現在的 Anthropic 總裁），以及 OpenAI 的核心安全團隊、研究骨幹，集體出走。 Dario Amodei 與姐姐 Daniela Amodei 合影圖源：Fortune 這次出走，被認為是一場對 OpenAI 加速主義的徹底清算，同樣也是一場對安全優先理念的堅守。彼時，OpenAI 官方當時還客氣地發布了宣告，祝賀 Dario 團隊開啟新的征程，但私下裡，雙方的裂痕已經無法彌補。其實 Dario 帶走的，不僅是頂尖的人才，更是 OpenAI 最核心的安全技術和理念，這也成就了後來的 Anthropic 。而 OpenAI，在 Dario 離開後，則徹底走向了商業化加速的道路，但這與 Dario 的初心，漸行漸遠。圖源：OpenAI 2021 年 2 月，Dario Amodei 正式創立Anthropic，定位為“公益企業”，那麼這也就意味著，公司的核心目標本身並不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推動AI安全、可控地發展，造福人類”。而他從父親病逝中誕生的“控制風險”執念，從 OpenAI 出走的“安全初心”，最終都變成了 Anthropic 的核心制度，變成了刻在公司 DNA 裡的“安全宗教”。 Anthropic 成立之初，就確立了一個核心發明叫做 Constitutional AI，翻譯過來就是憲法 AI，這是之前 Dario 多年來對“AI安全”思考的結晶，也是他區別於 OpenAI、Google Gemini的關鍵。 Constitutional AI 原理圖圖源： Aashka Patel Constitutional AI 並且有沿用 OpenAI 使用 RLHF 做“事後補丁”的做法，而是在模型訓練的底層給 AI 植入一套“憲法”——這套憲法，融合了聯合國人權宣言、人類共同的倫理準則，以及Anthropic自身的安全原則，讓 AI 在生成每一段輸出、執行每一個命令之前，都先“自我審查”“自我批判”，確保輸出符合人類的價值觀，不產生任何危險內容。 Dario 親自撰寫了兩篇長文，《Machines of Loving Grace》（充滿愛的機器）和《The Adolescence of Technology》（技術的青春期），詳細闡述了他的 AI 願景：他認為 AI 就像一個處於青春期的孩子，有強大的潛力，但也充滿了不確定性，必須提前給它立規矩、築防線，才能避免它走上歪路。而 Constitutional AI，就是給 AI 立的“規矩”，就扮演了防線角色。這套安全宗教，不僅體現在模型訓練上，更直接傳導到了 Anthropic 的每一個產品、每一項風控政策中—— Claude Code 的高許可權設計，搭配提示詞注入探針、對話分類器，就是為了讓 AI 在執行命令前，多一層自我檢查；而預防性執法的風控邏輯，寧可錯殺無辜，也絕不放過任何可疑行為，就是為了把風險掐在萌芽裡。 2026 年 Anthropic 硬剛美國國防部的事件最能體現這份“安全原教旨主義”，這起事件，不僅震驚了矽谷，更讓全世界看到了 Dario Amodei 寧舍利益，不棄安全的決絕。 2026 年初，美國國防部向 Anthropic 提出要求，讓其移除 Claude 的兩大安全護欄：第一，禁止 Claude 被用於“美國公民大規模監控”；第二，禁止 Claude 被用於“完全自主致命武器”的研發和部署。國防部承諾，只要 Anthropic 妥協，就會與其簽訂價值2億美元的軍方合同，還會提供大量的算力支援。要知道，當時的 Anthropic，正處於算力緊張、資金壓力較大的階段，2 億美元的軍方合同，足以緩解公司的燃眉之急。可 Dario Amodei 直接就拒絕了。他公開發布宣告，語氣堅定：“我們不能違背自己的良心，去開發可能傷害人類、侵犯人權的技術。Claude的安全護欄，是我們的底線，絕不妥協。” 他的拒絕，徹底激怒了美國國防部。在川普政府的主導下，國防部直接將 Anthropic 列入“供應鏈風險”黑名單——這是美國曆史上，第一次將本土AI公司列入該名單，意味著所有美國國防承包商，都被禁止使用 Anthropic 的產品和服務。不僅如此，國防部還威脅要動用《國防生產法》，強制 Anthropic 移除安全護欄。面對國家機器的壓力，Dario Amodei 直接起訴美國國防部，認為這種行為是“對 Anthropic 的報復性懲罰”，違背了美國的法律和價值觀。雖然上訴法院後來否決了Anthropic的臨時禁令，但Dario始終沒有妥協，哪怕公司因此損失了鉅額合同，哪怕被整個美國軍工體系排擠，他也始終堅守著自己的“安全底線”。看到這裡，我們其實就應該就能明白：Anthropic 的風控嚴苛源於 Dario Amodei 把自己的個人執念，把對 AI 失控的恐懼，把從 OpenAI 學到的“教訓”，全部內化成了公司的制度。在他眼裡，每一個可疑的使用者行為，每一次潛在的風險，都可能是 AI 失控的“導火索”，所以，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如此嚴格。而咱們中文使用者，那些用中轉、接碼、虛擬卡規避地區限制的行為，那些用第三方工具薅羊毛的操作，在 Dario 的“安全宗教”裡，就是最危險的“導火索”，所以封號，也就成了必然的結果。很多人認為 Dario 的安全執唸完全撐不起 Anthropic 的長久發展，畢竟 AI 研發燒錢如燒紙，沒有持續的資金和利潤，再堅定的信仰也難以落實。雖然這話沒錯，但恰恰是 Anthropic 獨特的商業模式，給了 Dario “零容忍”風控的底氣，也讓它和 OpenAI、Google Gemini 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Anthropic：放棄消費級狂歡，死磕企業級安全溢價。 Anthropic 從最初其實就沒有把普通使用者當成核心目標，它瞄準的是銀行、律所、醫療、政府部門這些“高價值、低容忍”的企業級客戶。這些客戶最害怕的是什麼？肯定是 AI 輸出有害內容、洩露敏感資料，從而引發訴訟、聲譽崩盤，甚至被監管罰款。那麼對他們來說，安全是必選項，所以只要 Anthropic 能守住最安全 AI 的標籤，他們就願意支付更高的溢價，簽訂長期穩定的大單。所以這就決定了 Anthropic 的風控邏輯：寧可錯殺一千普通使用者，也不能讓一個企業客戶因為安全問題受損。因為普通使用者的流失，對它的營收影響微乎其微，但一旦企業客戶因為安全漏洞流失，損失的就是百萬、千萬級的訂單，甚至會毀掉它“安全AI”的核心口碑。 Anthropic 的 Pro/Max 訂閱模式，本質上是補貼式引流，也就是低價格、高配額，目的是吸引使用者體驗，但這種模式根本不賺錢，甚至會虧本。據產業內部測算，Claude 的 token 成本極高，Pro/Max 訂閱幾乎吃掉了 99% 的token成本，一旦有使用者用第三方工具“薅羊毛”，比如說用消費級訂閱繞過 API 高價，批次呼叫介面，Anthropic 就會血虧無比。所以，2026 年初的第三方工具大清洗（封禁 OpenClaw、OpenCode 等）、批次封禁重度使用者、甚至 110 人農業科技公司的組織級封禁，本質上其實都屬於是 Anthropic 的精準清退——把薅羊毛的普通使用者、佔用大量算力的重度使用者趕走，把資源留給願意支付高價的企業客戶和API客戶。我覺得這是在安全考量之外，一筆冷酷的經濟賬是，與其被羊毛黨拖垮，不如主動“割韭菜”，守住自己的利潤底線。 ChatGPT（OpenAI）：先規模後變現，寬鬆風控換流量。 Sam Altman 的加速主義，不僅體現在模型迭代上，同樣也體現在商業模式上。 OpenAI 走的是“跑馬圈地”的路線，初期靠免費、低價訂閱狂拉使用者，哪怕風控寬鬆一點，哪怕出現少量違規行為，也不願意輕易封號。因為對它來說，使用者規模就是生命線，有了足夠多的使用者，才能吸引微軟的資金支援，才能在商業化變現（API、企業版、外掛生態）上佔據優勢。比如最近與馬其他的國民聯名，馬其他公民可以免費用 GPT 一年。 OpenAI 甚至主動擁抱第三方工具生態，哪怕有些工具存在“薅羊毛”的嫌疑，也只是選擇性封禁，不會搞 Anthropic 那樣的“一刀切”批次屠殺。因為它知道，第三方工具能幫它留住使用者、擴大生態影響力，這些價值，遠比少量的 token 損失更重要。 Gemini 背靠谷歌的廣告帝國和全生態（搜尋、YouTube、Android、雲端計算），它的核心訴求不是靠 Gemini 本身賺錢，而是靠 Gemini 來帶動整個谷歌生態的流量和營收。所以，它的風控邏輯是不惹大麻煩即可就行，只要不出現嚴重的安全事故、不被監管處罰，對普通使用者的違規行為（比如輕度 IP 異常、第三方工具使用）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Gemini 偶爾也會收緊風控，但更多是做給監管看的“合規表演”，絕不會像 Anthropic 那樣，為了安全放棄大量使用者。因為對谷歌來說，日活使用者數量、生態相容性，也同樣遠比絕對安全更重要——它不需要靠“安全標籤”吸引客戶，谷歌的品牌和生態，本身就是最大的底氣。除此之外，Anthropic 還有一個隱藏的成本邏輯：在 2026 年 4 月，它在官方部落格中承認，曾為了降低延遲、減少 token 消耗、改善使用者體驗，調低了 Claude Code 的預設推理力度，後來因為發現安全風險，又緊急回滾並加強了控制。這事其實在前不久也鬧得沸沸揚揚。所以我覺得 Anthropic 其實在“安全、延遲、成本、配額”四個維度裡，始終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哪怕犧牲使用者體驗、增加成本，也絕不妥協——這既是 Dario 的執念，也是它商業模式的必然選擇。事實上，Dario 的安全執念再堅定，也離不開資本的支撐，其實 AI 研發燒錢的速度，遠超普通人的想象，沒有大廠的資金和算力支援，Anthropic 肯定也撐不到今天。而 Amazon 和 Google 的投資，看似是支援安全 AI 發展，實則是一場精準的戰略卡位，也是 Anthropic 風控邏輯的隱形推手之一。我找到了一組核心投資資料，我覺得這是理解資本博弈的關鍵： Amazon：累計向 Anthropic 投資超過 40 億美元，其中不僅有現金，還有大量的 AWS 雲端計算資源。要知道，Anthropic 訓練前沿模型比如他的 Claude 3 系列等等，需要消耗海量的算力，AWS 的算力支援，相當於給 Anthropic 雪中送炭。 Google：向 Anthropic 累計投資超過 20 億美元，同時提供了大量的算力和技術支援，目的是藉助 Anthropic 的 AI 技術，補齊自己在大語言模型領域的短板，對抗 OpenAI 和微軟的聯盟。雖然自己家也有 Gemini，但是投資 Anthropic 相當於彌補自己陣營 Vibe Coding 方向的不足。這些大廠投錢，其實都有自己的核心訴求：對 Amazon 來說，投資 Anthropic，一方面是為了讓 Claude 深度繫結 AWS 生態，企業客戶使用 Claude，就必須使用 AWS 的雲端計算資源，從而帶動 AWS 的營收增長；另一方面，Amazon 需要 Anthropic 的“安全標籤”，來避險監管風險。畢竟 AI 監管越來越嚴格，有 Anthropic 這樣極致安全的合作伙伴，能讓 Amazon 在 AI 領域的布局更穩妥，避免被監管處罰。對 Google 來說，投資 Anthropic，是為了打破 OpenAI 和微軟的壟斷。Google 在大語言模型領域起步早，但進展緩慢，Gemini 的表現始終不如 Claude 和 ChatGPT，投資 Anthropic，既能獲得核心技術，也能分流 OpenAI 的使用者和客戶，鞏固自己的AI生態地位。不過這裡其實有一個關鍵的博弈點：大廠希望 Anthropic “安全”，但不希望它“太安全”。這個邏輯我覺得是這樣的，如果 Anthropic 過於保守，過於嚴苛的風控會導致使用者流失、生態萎縮，最終影響大廠的戰略布局。比如我們上文提到的，2026 年 Pentagon 將 Anthropic 列入“供應鏈風險”黑名單後，Amazon 和 Google 並沒有跟隨軍方的步伐，而是繼續在民用領域與 Anthropic 合作，甚至加大了算力支援。畢竟它們投的錢以及資源太多了，不能讓 Anthropic 因為過度安全而倒閉，更不能讓自己的投資打水漂。所以你看這就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 Dario 長期堅守自己的安全執念，推行“零容忍”風控；資本則在背後“拉韁繩”，既支援它的安全定位，又暗中約束它的極端行為，確保它不會因為過於保守而失去商業價值。對比之下，OpenAI 和 Gemini 的資本繫結邏輯更簡單： OpenAI 深度繫結微軟，微軟不僅給它資金和算力，還把 ChatGPT 嵌入自己的 Office、Azure 等產品，雙方形成“利益共同體”，OpenAI 的風控寬鬆，本質上是為了配合微軟的“生態擴張”戰略。 Gemini 則是谷歌的“親兒子”，不需要依賴外部資本，風控策略完全服務於谷歌的整體生態布局，靈活性更高。所以，Anthropic 的嚴苛風控，看似是Dario的個人執念，實則也有資本的“推波助瀾”。大廠需要它的“安全標籤”，它需要大廠的資金和算力，兩者各取所需，而普通使用者的賬號，就成了這場利益繫結下的“犧牲品”。當前的美國 AI 產業，其實早已分成兩大陣營。一派是以 Anthropic 為核心的“安全派”，一派是以 OpenAI、軍工體系為核心的“加速派”，兩者的博弈，從暗地較量，逐漸變成了公開肉搏，而 Anthropic 的風控態度，其實就是這場內鬥的直接體現。咱們先把兩大派系的核心主張擺清楚，就能明白這場內鬥的本質：這一派的核心主張是“AI安全優先，控制風險第一”，他們認為 AI 是“可能滅絕人類的物種級風險”，必須放慢發展速度，加強安全測試，建立嚴格的安全護欄，甚至呼籲強制監管，堅決反對AI用於軍事、大規模監控等危險領域。 Dario Amodei 是這個派系的核心代表，EA（有效利他主義）圈則是它的重要支持者，主張“用理性和科學，最大化人類的長期利益”，而AI安全，就是其中的核心議題。加速派的核心主張是“AI加速發展，搶佔軍備賽先機”，認為AI是“大國博弈的核心競爭力”，必須快速迭代模型、實現商業化和軍事化應用，搶佔全球AI話語權，至於安全問題，可以往後放，等技術成熟後再逐步解決。 Sam Altman、美國國防部、部分軍工企業，以及川普政府的部分官員（比如主導國防部的Hegseth），都是這個派系的核心力量。這場內鬥的核心，其實是 AI 發展的話語權，也就是到底是由安全派主導，讓 AI 在嚴格的管控下緩慢發展。還是由加速派主導，讓 AI 快速迭代，服務於商業和軍事需求。而 2026 年的 Pentagon 黑名單事件，其實就是這場內鬥的“公開爆發點”。所以用我們剛才說到的視角，咱們再覆盤一下這起事件的細節： 2026 年初，美國國防部向 Anthropic 提出要求，讓其移除 Claude 的兩大安全護欄，也就是禁止用於“美國公民大規模監控”和“完全自主致命武器”研發。這本質上是加速派的試探，想讓 Anthropic 妥協，成為服務於軍工體系的“工具”。可 Dario Amodei 直接拒絕了，哪怕面對 2 億美元的軍方合同、算力支援的誘惑，哪怕面對國防部的威脅，他也始終堅守自己的安全底線。這種“不妥協”，徹底激怒了加速派，在加速派看來，Anthropic 的行為，是在阻礙美國的AI軍備賽，是在“拖後腿”。於是，加速派動用了國家機器的力量，對 Anthropic 進行“反殺”：川普政府主導的國防部，直接將 Anthropic 列入“供應鏈風險”黑名單。這是美國曆史上第一次將本土 AI 公司列入該名單，意味著所有美國國防承包商，都被禁止使用 Anthropic 的產品和服務。不僅如此，國防部還威脅要動用《國防生產法》，強制 Anthropic 移除安全護欄，甚至要對其進行處罰。這場反殺，看似是Anthropic與國防部的矛盾，實則是安全派與加速派的公開肉搏。加速派想用國家機器，逼迫安全派妥協，讓 AI 服務於軍事需求。而安全派則堅守自己的理念，寧舍利益，也絕不放棄安全底線。更值得注意的是，OpenAI 和 Gemini 在這場內鬥中，選擇了“妥協”： OpenAI 為了獲得軍方合同，早已悄悄調整了自己的安全政策，放寬了對軍事相關應用的限制。Gemini 作為谷歌的產品，也對軍方需求採取“柔性合規”的態度，沒有像 Anthropic 那樣公開頂撞國防部。這種對比，更凸顯了 Anthropic 的極端性。它之所以推行“零容忍”風控，不僅是為了堅守安全理念，也是為了在這場內鬥中，鞏固自己“安全派核心”的地位，搶佔“負責任AI”的道德高地。對它來說，每一次封號，都是在向外界傳遞一個訊號：我們是最安全的AI，我們絕不會為了利益，妥協自己的安全底線。而這場內鬥，也讓 Anthropic 的風控變得更加嚴苛，畢竟只要自己有一絲鬆懈，就會被加速派抓住把柄，就會失去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所以，它只能進一步收緊風控，擴大“預防性屠殺”的範圍，哪怕錯殺更多無辜使用者，也要守住自己的“安全護城河”。所以 Anthropic 的封號狂潮，另一層原因在於，美國 AI 產業內鬥的外溢。安全派與加速派的博弈，資本與權力的拉扯，最終都落到了普通使用者的賬號上——封號，就是這場內鬥最直接、最殘酷的體現。你有沒有想過，Anthropic 為啥偏偏針對中國使用者？為啥我們用中轉、接碼、虛擬卡，哪怕只是正常使用，也容易被封號？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這是中美 AI 脫鉤背景下，美國技術封鎖的必然結果，Anthropic 的嚴苛風控，只是這場地緣博弈的執行者。其實自 2024 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的 AI 技術封鎖，就進入了白熱化階段：從限制高階AI晶片出口（比如輝達H100/H20晶片），到禁止本土AI公司向中國提供服務，再到限制 AI 人才流動，美國試圖透過技術脫鉤，切斷中國獲取先進 AI 技術的管道，鞏固自己在全球 AI 領域的霸權地位。而 Anthropic，作為美國本土 AI 公司，且深度繫結亞馬遜、谷歌等美國科技巨頭，必然要遵守美國的出口管制政策。根據美國《晶片與科學法案》《出口管制條例》（EAR）的要求，美國 AI 公司不得向中國（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使用者提供“具有高風險能力”的 AI 服務。而 Claude Code，作為能直接執行命令、呼叫系統許可權的高風險工具，自然被列入了“限制名單”。這就意味著，Anthropic 必須建立嚴格的“地區風控”體系，阻止中國使用者使用 Claude Code，甚至普通版 Claude 的使用也會受到嚴格限制。我記得我在 Claude 2024 年左右剛面向市場的時候，用我的谷歌郵箱註冊登入了一下，秒封。當然了，技術是鎖不住我們聰明的中國使用者，我們可以透過中轉IP、虛擬卡、接碼平台等方式，規避地區限制，登入使用 Claude。但是這在 Anthropic 眼裡，不僅是“違規使用”，更是“違反美國出口管制政策”的行為，一旦被美國監管部門發現，Anthropic 將面臨鉅額罰款、吊銷執照，甚至被強制關停的風險。所以，Anthropic 對中國使用者的“批次封號”，本質上是“被動合規”與“主動自保”的結合：一方面，它要遵守美國的出口管制政策，避免被監管處罰；另一方面，它要透過嚴苛的風控，向美國監管部門傳遞“積極合規”的訊號，鞏固自己在本土的生存地位。畢竟，在中美 AI 脫鉤的大背景下，Anthropic 沒有選擇——要麼合規封號，要麼被美國監管部門淘汰。美國監管部門對 Anthropic 的“合規監督”，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嚴格。據《華盛頓郵報》2026 年 3 月的報道，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域性（BIS），每月都會對 Anthropic 的使用者資料、風控記錄進行抽查，一旦發現有中國使用者違規使用，就會對 Anthropic 進行警告，甚至處以罰款。 2025 年下半年，Anthropic 就因為“風控漏洞，導致部分中國使用者違規使用 Claude Code”，被 BIS 罰款 1200 萬美元——這也是它後來加大封號力度、推行“預防性屠殺”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比之下，OpenAI和Google Gemini的“地區限制”就寬鬆得多——不是它們更“友好”，而是它們的商業模式和戰略布局，讓它們有更多的“操作空間”。 OpenAI 深度繫結微軟，微軟在華有大量業務，需要兼顧中國市場的需求，所以 OpenAI 的地區風控相對寬鬆，甚至默許部分中國使用者透過第三方工具使用； Google Gemini雖然也遵守美國出口管制政策，但谷歌在華業務有限，且 Gemini 的核心目標是擴大使用者規模，所以對中國使用者的違規使用，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很少搞批次封號。所以，中文使用者的封號困境，本質上也可以看作是中美 AI 脫鉤的“犧牲品” Anthropic 的嚴苛風控，不僅是它自身的安全執念、資本博弈、派系內鬥的結果，更是美國技術封鎖政策的直接體現。我們以為的“誤封”，在 Anthropic 眼裡，是“規避監管、違規使用”。而我們以為的“針對”，其實是它在大國博弈中，不得不做出的自保選擇而已。當下，與其說全球 AI 格局，正在從“兩強爭霸”（美國、中國），逐漸走向“三足鼎立”——以 Anthropic 為核心的安全派、以 OpenAI 為核心的加速派，以及快速崛起的中國 AI 力量，三者相互博弈、相互制衡，決定著未來AI的發展方向。安全派和加速派的博弈，還在持續升級，這個我們上文已經深入分析這裡就不贅述了。美國兩大派系的內鬥，雖然導致了Anthropic的嚴苛風控，卻也推動了美國 AI 技術的快速發展：安全派深耕 AI 安全技術，加速派推動 AI 商業化、軍事化應用，兩者相互競爭、相互促進，讓美國在 AI 領域的領先優勢，依然難以撼動。再看中國 AI 力量的崛起。在中美 AI 脫鉤的背景下，中國本土 AI 公司迎來了“發展機遇期”。百度文心一言、阿里通義千問、華為盤古大模型、字節跳動豆包等，快速迭代，在技術能力、應用場景上，逐漸縮小與美國 AI 的差距。尤其是在程式設計工具領域，中國本土的編碼 AI（比如豆包程式碼助手、文心一言編碼版）雖然與頭部仍有一定差距，但能滿足普通使用者的編碼需求，而且沒有地區限制、沒有嚴苛的風控，更符合中國使用者的使用習慣，逐漸成為中國使用者的“替代選擇”。中國的 AI 發展，走的是“務實、合規、開放”的路線，既注重AI安全，也注重商業化應用，不搞“零容忍”的極端風控，也不盲目追求“加速發展”，在安全與發展之間，尋求平衡。這種發展路線，不僅符合中國的監管政策，也更貼近普通使用者的需求，逐漸獲得了市場的認可。除此之外，歐洲、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也在積極布局 AI 產業，試圖在全球 AI 格局中，佔據一席之地。歐洲注重 AI 監管，推出了《人工智慧法案》，規範AI的發展，同時扶持本土 AI 公司。日本、韓國則加大對 AI 研發的投入，重點發展AI在製造業、醫療、金融等領域的應用，試圖追趕中美兩國的步伐。未來，其實全球 AI 格局的博弈，將是“理念之爭、利益之爭、地緣之爭”。安全派想要“可控發展”，加速派想要“快速崛起”，中國力量想要“自主可控、開放合作”，三者的博弈，將決定AI的未來走向，也將影響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最後我們回到最核心的問題：Anthropic 的封號狂潮，會持續下去嗎？我們不妨做一個預判。首先，我們可以明確一個結論：Anthropic 的風控，短期內不會鬆動，甚至可能進一步收緊。核心原因有我覺得有三個：第一，Dario Amodei 的安全執念，不會輕易改變，他的“安全宗教”，已經刻進了 Anthropic 的DNA裡，只要他還是 Anthropic 的創始人，這種零容忍的風控邏輯，就不會改變。第二，美國AI內鬥和中美AI脫鉤，短期內不會結束。加速派的反殺、美國的技術封鎖，會持續給 Anthropic 施壓，讓它不得不維持嚴苛的風控，以確保合規、自保。第三，Anthropic 的商業模式，決定了它不需要普通使用者。它的核心目標是企業級客戶，普通使用者的流失，對它的營收影響微乎其微，所以它沒有動力，也沒有必要，放鬆對普通使用者的風控。但長期來看，Anthropic的風控，可能會出現“差異化調整”。比如，針對合規地區的普通使用者，適當放寬風控，減少誤封。針對企業級客戶，提供更靈活的風控方案，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而針對中國使用者，我覺得未來依然會維持高壓態勢，嚴格限制違規使用，畢竟，遵守美國的出口管制政策，是它的生存底線。